北京西山地区森林破坏与河流水患
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指出：“形成河湖水系绿色生态走廊。逐步改善河湖水质，保障生态基流，提升河流防洪排涝能力，保护和修复水生态系统，加强滨水地区生态化治理，营造水清、岸绿、安全、宜人的滨水空间。”永定河、大石河、拒马河是西山地区的三条自然河川，明确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山水格局，孕育了北京城、北京人和北京文化，成就了北京的山水气质和人文情怀。历史上，西山地区河流水系受森林植被影响极大，本文回顾了西山地区森林历史变迁和河流水患之间的关系，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构建河湖水系绿色生态走廊提供历史参考。
森林是陆地最大的生态系统，它影响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为人类提供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但当人类索求无度，过度干扰时，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便会发生变化，功能失调、环境退化，最终导致灾害发生。自古代以来，西山地区河流上游水域覆盖着广阔无边的森林植被，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上游山地，巨木参天，林密如海，辽代以前仅发生过为数很少的几次泛滥。良好的森林植被至唐代保存完好，使西山地区河流水系水清流畅，兴利多多。自辽金起，西山地区森林植被遭受了四次浩劫，导致水患发生次数逐代增多，灾情越来越重，水患等灾害随森林植被的减少而增多，这表明森林植被的变迁和水患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四岭三川”
辽金时代的森林破坏和河流水患
唐代的王潜曾在《题云居上寺诗》中说：“万木山峰空鸟喧，潺潺溪水下前川。”这说明唐代西山地区不仅森林遍布，而且生长旺盛，径级粗大。在辽金之前，北京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重大河流水患的记载。仅有的一次是《水经注·鲍丘水》记载的：“遏立积四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这记载的是晋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漯水（永定河）发生山洪，冲垮了位于石景山的戾陵堰。森林破坏始于辽代，辽太宗耶律德光升燕京（北京）为陪都，起新城建皇宫，需用的木材，“皆取自西山水域”——就近在西山砍伐森林。辽代采伐林木破坏轻微，面积未见减少，没有对河流水系生态环境造成致命的危害。辽代历经200年，见于史书记载的水患有12次，较为严重的水灾记载有五次。据《辽史》记载，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秋七月，“桑干河（永定河）溢居庸关西，害稼殆尽。奉圣、南京居民庐舍多垫溺者”。辽南京即为今北京，大水造成房倒屋塌，百姓被淹死的很多，这是历史上永定河的洪水第一次威胁北京城。但是，从文献记载中看，当时虽有水患发生，但频次不高，说明森林还在发挥着良好的生态保护功能，可以有效地抑制洪涝灾害的发生。
金代初期，森林虽然遭到一定的破坏，但由于人口不多，毁林开荒也有限，金代的统治者还下令“禁纵火”“严火禁”“毁树木者有禁”，森林保存还是比较完好。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改燕京为金中都，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兴建、战争的发起都造成了森林的破坏。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大兴府计有人口22.5万户，较之辽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人口的增加使得木材、薪柴的需求必然增加，造成了森林的破坏。迁都后，扩建城池、兴修宫殿，还在房山营造行宫和陵寝，工程规模宏大，砍伐的森林不在少数。不仅如此，金朝还积极扩军备战，营造战船。周麟之写有《造海船行》一诗：“坐令斩木千山童，民室十室八九空”，把大片的森林变成了荒山秃岭，可见对森林的破坏。随着森林的破坏，金代河流水患呈明显增多趋势。金代107年，史书记载的水患达16次之多，平均7年就发生一次。《金史·五行志》记载：“七月，大雨，滹沱河、卢沟水溢，河决白沟。”就是说七月大雨，滹沱河、卢沟河河水猛涨。白沟河决口，白沟河是拒马河的下游，说明拒马河也发了大洪水。面对频繁的洪水，金朝竟然想出一个荒唐的主意，公元1179年，金世宗封卢沟河（永定河）为“安平侯”，祈求河神保佑。
卢沟运筏图
元代的森林破坏和河流水患
金代对森林的破坏仅仅是局部，金末元初，西山地区的森林依然很多。赵孟頫说西山：“郁郁青松，罗苍玉林，清风过之，振海潮音”，可见森林之茂盛。元代大规模破坏森林，始于元大都城的建设。元大都宫殿之雄伟，苑林之瑰丽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瞻，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南村辍耕录》记载：“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师，以为天下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居!择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正南日丽正，南之右日顺承，南之左日文明，北之东日安贞，北之西日健德，正东日崇仁，东之右日齐化，东之左日光熙，正西日和美，西之右日肃清，西之左日平则，大内南临丽正门，正衙日殿，日延春阁。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元大都的兴建从公元1267年一直到1276年，兴建了近10年之久，征调民夫、工匠等近百万人，建成后元代皇帝各个大兴土木，增建宫殿。为了多砍伐木材，元朝不仅建立了专门砍树的政府机构“上都采山提领所”，还成立了专业高效的砍树队伍，甚至为了把木材运到大都建设工地还专门开挖了一条运输木材的运河，“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可见砍伐林木数量之巨。元代名画《卢沟运筏图》就描绘了卢沟水“漕西山木石”的盛况：木筏顺流而下，两岸大木堆积如山，无数的车辆往来拉运，众多筏工有的拼命将木筏拖出河，有的紧张地将木料堆放，一旁还有大小官吏，或吆喝指挥，或端坐监工。河岸店铺鳞次栉比，桥上行人往来穿梭，远处山峦依稀，森林隐约可见。这盛大的木材运输的情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乱砍滥伐森林规模之大，河流水域森林破坏的程度之重。元代崇尚佛教广建庙宇，也对森林造成了破坏。《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12月，“戊午，以中卫军四千人伐木五万八千六百，给万安寺修造。”万安寺即今白塔寺，始建于辽代，元代的一次重修，竟调动4000军士砍了58600棵大树。据《析津志辑佚》记载：大都城内外佛寺、道观、宗庙等，总计有200余座，修建这么多寺院，对森林的破坏可想而知。元代的大规模破坏森林，对水系环境造成了致命的伤害，造成的灾害有明显加重的趋势。元代104年间，有52年在大都区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患，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甚至浑河（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温榆河、洵河五条河流同时发生洪水的就有7次。在元朝全部的水患中，浑河（永定河）成为绝对的主角，占到了元朝水患的三分之一以上。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元朝在金封卢沟水为“安平侯”的基础上对其又进行了加封，封为“显应洪济公”。
西山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水土大量流失导致河流水性巨变，河水泥沙含量剧增。因此，永定河又有了“小黄河”及“浑河”“无定河”令人触目惊心的名称。
北京城变迁示意图
明代的森林破坏和河流水患
经过辽金、元大规模破坏，北京地区茂密的森林遭受了严重破坏，河流水系上游地区已有片片荒山秃岭出现。但在总体上，水域森林面积依然不小。明代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描述西山：“春夏之交，晴云碧树，花气鸟声，秋则乱叶飘丹，冬则积雪凝素”；“香山流泉茂树，一著履即有轩轩白云之气”。《明宣宗实录》记载，公元1438年，修理德胜门、正阳门城楼，还曾派人在永定河上游的蔚州、保山山场大规模伐木。在永定河的上游，森林资源依然十分丰富。《明英宗实录》记载，公元1435年，修安定门城楼，还曾派人赴紫金关采伐松木。紫金关是拒马河上游，可见拒马河森林面积也不小。但是明代对河流水域森林的滥砍滥伐，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明朝建立初年，为了恢复生产，采取了移民屯田政策，这使得北京人口激增，达到70多万人，毁林开荒，开垦出农田六万三千顷。北京四季鲜明，冬季严寒，这70多万人的木炭消费又是对森林的破坏。重建北京城也是导致森林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明北京皇宫的修建自公元1406年至1420年完成，历时14年，从全国调用23万工匠、100余万民夫。在元朝的基础上，新起紫禁城，修建了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钟鼓楼等建筑。有史料称：“昔成祖重修三大殿，有巨木出于卢沟。”公元1409年，朱棣选定昌平天寿山为陵寝，大兴土木，征调工匠、民夫进山伐木，之后历代皇帝在此建陵，又毁掉大量山林。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记载：“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剪伐尽矣。”在明朝建国的276年间，史料记载的水患有95个，平均每三年就发生一次。相比于元代，明代的水患虽然频率下降但是严重程度明显加重，特大洪水就有10次。明代浑河流域茂密的森林尽遭破坏，水土流失，泛滥决口达39次，造成的重大河道迁徙就有4次。不仅仅是水患，随着森林植被的破坏，旱灾也频频发生，明朝276年，旱灾达140次，比水患还要严重。
清代的森林破坏和河流水患
进入清代后，北京地区的森林总体上呈现减少的趋势，但在局部地区，还存有一定面积的森林。主要是两种区域：一种区域是名胜园林、禅林寺院。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的《法海禅寺碑记》中说：“西山法界履新，草花木蕊，尽发优昙宝树之香。”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圣感寺碑文》中说：“西山胜地，峰峦回互，草木葱茏。”嘉庆在《御制云居寺瞻礼二十韵》诗中说：“信马陡陂陀，回首林烟漠。”这都说明清代的时候寺庙、园囿附近还有大量的森林。另一种区域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中还说房山金陵所在的云峰山“山老林深”“多虎穴”。但是清代兴建园林、城市建设、圈地驱民等现象对本已不多的森林又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从清初到清末，清政府在京西北郊营造了大量的园林廷苑，200多年工程不断，损耗树木无数。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仪准：“直隶省房山县额存楸棍山地，每岁应解楸棍十九万一千二百九十八根到部，以备各工取用。”“楸棍”为楸树的树干，用于建筑脚手架的搭建。楸树即使生长较快，每年需砍伐的数量近二十万棵，对森林也是个不小的破坏。清代京城民居多为四合院，据不完全统计，清代京城内有大大小小四合院10万座，建造这些民居房舍，需要砍伐2400万棵成材大树。清代仓储设施的建设规模也十分惊人。据统计，清代除去南新仓、海运仓等沿用的明时旧仓，还新建有本裕仓、裕丰仓等新仓五座，用大木143000多根。永定河上游的山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到距离更远的云贵川与湖广等南方地区采伐森林。清朝立朝后，大量的满洲官员和八旗官兵涌进北京，为了安置这些人，清朝搞了“圈地”运动。自顺治元年（公元1645年）开始，大兴、宛平、良乡等的平原地区，90%以上的土地被圈占，失去土地的汉民或沦为佃户，或背井离乡到西北部毁林开荒，森林又遭到一次大规模的破坏。至清末，西山的永定河、拒马河等水域森林所剩无几，到处荒山秃岭，曾经浩瀚无边的森林彻底毁灭了。清朝268年，有129年发生了水患，平均两年就发生一次，而且越来越重。到了清末，咸丰、同治、光绪、宣统60年发生水患52次之多，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和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永定河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水灾。李鸿章奏称：“永定河两岸先后漫溢多口，上下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有平地水深二丈有余，庐舍民田尽成泽国，实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永定河、大石河流域甚至发生惨重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达到18000人。泥石流的出现说明失去森林庇护的河流水系，其生态环境已经恶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文并绘图/ 张圣亚 陈鹏飞 许梦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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